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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是国务院颁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爱护单元。这处位于北京市区西南的房山云居寺石刻释教大藏经（略称房山石经）是我国从隋代连绵至明代千年不休刻造的石刻宝库，也是世界上现存两处驰名的释教刻经之一，庋藏的大乘经典，其数量之多、连绵年代之久，堪称世界之最。

1957年，经国务院核准，房山石经启洞捶拓，这一足以载入史册的豪举也推动了对这一尘封千年的文化遗产的爱护和研究。时至昔日，发掘、捶拓房山石经已有60多年，跟着文物任务者和喜好者在整理和郊野考查时越来越多的新文字资料的发明，对第一版《彙编》增补新资料，进步房山石经题记研究的程度，也显得越来越有须要。文物出书社《书法丛刊》2020年第5期刊发了知名古修建专家、石刻考古学者吴梦麟《石不坠于东峰 经不毁于劫火 房山石经——千年不衰的镌刻盛典》全文，读来弥足珍贵，澎湃新闻经授权特全文刊发。

北京房山云居寺（图片为编者所加）

我国现存的文物种别多样，石窟寺和刻经是此中重要的局部。刻经是我国将儒家经典和宗教经典（包含释教、玄门等）摹勒上石的一种镌刻勾当，因镌经于石而被称为石经。石经是我国文字石刻中的一项重要种别。

我国镌刻石经的汗青悠久，东汉末年熹平石经的泛起是石刻史上的一件大事。尔后历代屡有镌刻儒家经典的大工程，以碑形巨石上镌刻为其主要形制。之后大的刻经勾当，先后有《正始石经》《开成石经》《广政石经》《嘉祐石经》和《南宋石经》等，惜以上石经多已佚失或仅存残石。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开始镌刻、毕工于五十九年（1794年）的《乾隆石经》，刻成后立于北京太学（国子监）两庑工具六堂，今仍完好保管。别的，另有漫衍于各地的零散刻经，此中以《孝经》为多，如现立于西安碑林的唐天宝四载（745年）唐玄宗御注手书的《石台孝经》。总之，儒家刻经之举创始了我国刻经史的先河。

北京房山石经山藏经洞 （图片为编者所加）

房山石经（图片为编者所加）

释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后，阅历了传达、交融与开展的漫长进程。刻经与释教开展紧密亲密相关。中国释教史上有过所谓的“三武灭佛”之难，最早产生在北魏太武帝时期。事先释子们害怕灭佛之厄，发愿刻经于深山以保管释教经典，这种行为盛于南北朝隋唐辽金之际，一直连续到封建社会晚期。释教刻经是将各类经典镌刻于石上，最初是刻于大山崖壁，其工程浩荡，今被保管下来的最多。之后就从摩崖刻经转向碑版式刻经。世界上现存驰名释教刻经有两处，一处为缅甸曼德勒的小乘经典；另一处即为北京云居寺庋藏的大乘经典，其数量之多、连绵年代之久，堪称世界之最。

石经山远眺 法国蒲意雅摄

石经山隋唐旧道陈迹

石经山顶唐代古井

房山云居寺石刻释教大藏经（略称房山石经）是我国从隋连绵至明千年不休刻造的石刻宝库。隋代开山静琬法师，受北齐唐邕、灵裕“末法”影响，继河北鼓山响堂寺、宝山灵泉寺的刻经勾当，在北京房山开凿石窟、刻造石经，锢藏石室以备法灭。刻经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拔取方板，将佛经刻在上面，嵌于洞内石壁，即此刻的雷音洞（五洞）里。另一种是磨造长方形石板，两面刻经，积若干后迭藏在洞穴里，洞满后以石门关闭并铁水贯注，石门上部开石棱窗通风，以爱护叠压堆放的经版。辽金两朝又续刻了一万零八十二块石经版，埋藏在云居寺南塔前的地穴中，地穴之上建塔树幢为识。元代高丽僧慧月达牧做了一些缝补任务。明代补了少量佛道经典，藏于山顶洞中。从隋至明山顶共开凿九座藏经洞穴。清康熙时也刻了少量经碑置于云居寺内，但个别认为这些已不是静琬发愿刻经的初志了。总之，从隋大业十一年（615年）到明代崇祯年间经六个朝代历一千一百余年，共镌刻了一万五千余石的经版。这种耐久不断、决定信念不坠的艰难工程，是世界上少有的，为中国释教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资料，是极其珍贵的出土石刻文献。

今朝，对北京地域释教传入工夫，还不足文献纪录和实物遗存的撑持。所以，必需要从另外地域释教开展的汗青配景和有关情况入手停止阐发，才有能够得出较为中肯的结论。

东汉末年，动乱频仍，大众流浪失所，精力疾苦无以寄予，此时释教还无大开展。鲜卑拓跋氏初起于北方草原，本不尊佛，直到拓跋什翼犍以及后赵国石虎自襄国迁都邺城时始，才打仗释教并爱崇。到北魏文成帝，出格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释教在中国北方大兴。离幽州较近的大同云冈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堂和洛阳龙门石窟等的创立，明示了北魏释教的开展进程。魏晋以来，幽州城三面环山，西山清泉纷涌，景色胜境颇多，成为释教僧侣兴建寺宇的最佳抉择，难怪“ 先有潭柘、后有幽州”的谚语传播甚久。

20世纪50年代向达、阎文儒率领北大学生考查云冈石窟

20世纪50年代向达、阎文儒率领北大学生考查大同华严寺

20世纪70年代，北京房山区韩村河镇出土过隋开皇、仁寿年间《韩辅》《韩智》两方墓志，志文有 “为造一切经，并作经藏”“舍己珍物，开导乡亲，造一切经”的记述，事先房山云居寺左近乡村中大众崇奉释教的情景可见一斑。又如1972年北京市文物任务者对房山磁家务万佛堂孔水洞停止查询拜访，发明唐代或以前的佛造像二铺和镌刻于洞壁的隋大业十年（614年）摩崖刻经。这一发明引起了中国释教协会林元白、黄炳章等学者的高度重视，在发掘拓印房山石经二十年后出书的《房山云居寺石经》一书的注解中特意写道： “比年来在房山万佛堂孔水洞发明了有金大定二十年（一一八〇年）题记的隋大业十年（六一四年）所刻、嵌于洞壁的《涅槃经》和《添品法华经·普门品第二十四》残碑。固然经文有三分之一浸没在水中，但另有一千多字可见，并且经题和年代明白（见《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十一期《北京万佛堂孔水洞查询拜访》）。这就引起我们的遐想：这个孔水洞的隋刻石经与静琬刻的石经同在房山地域，而所刻石经如《涅槃经》《法华经》又和静琬开始刻的石经正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繫和影响呢？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中国释教协会编：《房山云居寺石经》，文物出书社，1978年）吴梦麟是当年万佛堂孔水洞刻经的查询拜访者之一和撰文者，曾荡舟沿洞做考查缮写，目睹了刻经的现存状态。该刻经属摩崖刻经，不是嵌在石面上。石壁面积不大，又浸入水中，所以不得窥视全貌。但使我们遐想到静琬法师是否从幽州尉长寿寺来到房山后，见到了大山与河道的壮丽景不雅，理解到不远处盛产良材，可为镌刻佛经提供一处更优越的情况，由于受万佛堂孔水洞的摩崖刻经范围性的影响，从而转向了白带山，开始了他刻经弘法的夙愿呢？我们期盼未来可经由过程专业人士的考古勾当来破解这一北京地域刻经史的重大课题吧。

吴梦麟是当年万佛堂孔水洞刻经的查询拜访者之一和撰文者，曾荡舟沿洞做考查缮写

房山区是北京市的文物大区，有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猿人遗址、琉璃河商周遗址等，另有一处曾被参加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便是1961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爱护单元“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这处文化遗産位于北京市区西南驰名的景色区，又是我国北方的释教圣地，由石经山上的九个藏经洞、唐塔及山下的云居寺构成。

1958年发掘云居寺南塔下辽金刻经时情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梦麟先生在云居寺北塔补葺施工现场

石经山风景秀美，自古以来就很有名。早在公元前107年，即汉武帝元封四年，笃好神仙的汉武帝巡视北方时，就曾到过这一带巡游。《史记·武帝本纪》载，是年春，武帝 “至鸣泽，从西河还”。事先，此山名独鹿山，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的独树水即独鹿水， “水由山出，集爲鸣泽”，下流为南北甘泉，经考据为今房山区长沟镇一带，今仍有甘泉池地名。到了隋唐时期，我国北方的气候情况仍然精良，地表之湿度不让江南，故树木繁盛，奇花异草甚是可不雅。独鹿山区尤甚，形成了大量白云浮旋于山中的奇景，故别名白带山。

唐临《冥报记》有关静琬刻经建寺的记述 日本高山寺藏唐写本

石经山之名是因隋唐之际的高僧静琬刻石经、建云居寺而得名。云居寺和石经山相互依存，实为一体而不成分。唐贞不雅年间，吏部尚书唐临在《冥报记》中记述了静琬刻经、建寺的传奇事迹。唐总章二年（669年）玄导刻经题记中已有“云居”二字。石经山和云居寺之南、拒马河之北有一石窝村，盛产明净石料，为刻经的良材。静琬从幽州到尔后，看中了这块宝地，开始刻经爱护永存，其门生接踵五代不停，刻经事业历唐辽金元明千年不衰。又因此山秀拔，酷似五台山，其上曾建有五座唐塔（今仅存二塔），凿洞穴閟藏释教经典，如同印度天竺山，故黎民又称之爲“小西天”，历代文人书生多有旅行诗篇。2016年，在留念中国释教协会发掘拓印房山石经一甲子时，曾在云居寺展出了辽宁省沈阳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唐岱所画《大房选胜图》（之二） “香树林”纸本设色图，描述了大房山和云居寺一带的美景。乾隆帝为谒西陵，令侍臣邹一桂 “绘图以供御览”，也有描述云居寺的诗文和美景（现藏首都博物馆）。上述二图虽是清代作品，但也让我们领会到古代帝王、文人对石经山和云居寺的嘉赞与倾慕之情。

经由过程以上的复杂引见，我们可理解房山石经的悠久汗青和文化遗存代价。为此，就有须要交待一下发掘拓印这宗伟大石刻宝藏的由来。

二 启洞捶拓——传统工艺与工匠精力的完美联合

为留念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周年，1955年，中国释教协会决议以发掘拓印房山石经的方法，向拟在缅甸举办的留念佛涅槃大会献礼。为此，中国释教协会向国务院作了专题呈报，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得到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存眷和指导。

这里，人们一定奇怪，中华人民共和国方才建立不久，经济也还坚苦，为什么要做这样一项任务呢？其原因一方面是交际宣传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强爱护文物，对千年以来尘封的石刻做科学的考查，留下珍贵的资料，更好地研究操纵这宗传世文物遗产。

对石经复制、爱护的主要办法，是我国古代缔造的一种保管、复制古代石刻文字的传统武艺——拓印，经由过程宣纸和墨，使石刻的形制、文字作风、神韵得以完美再现，所得拓片持久保管于藏书楼和专门机构内，使后人在有时机一睹石刻珍品的神韵、研究经本的同时，也观赏到中国工匠的崇高高贵石刻雕琢技能和拓印艺术。在我国的博物馆、藏书楼中就留下不少可视作文物的善拓本，汗青上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匹俦蒐集了很多碑拓珍本，著录于《金石录》中。房山石经虽不是每件石刻都是珍品，但数量达一万五千余石，每份拓片达三万余张，尤其是盛唐的碑版，其书法和刻工均十分精深，多为仿唐代书法乡信法的作风，作为今人操练古代书法的范本毫不减色。

1955年国务院核准这项工程后，1956年4月21日，中国释教协会副会长周叔迦到石经山现场主持开洞拓印工程，还邀请了北京藏书楼金石组专家曾毅公先生。经由实地勘测，决议首先开启石经山上层第三洞，作为试掘洞穴，今后开始了传拓房山石经的浩荡工程。依照预先规则的开启石门、搬出经版、清洗洁净、搬入建成的工棚内编号捶拓的任务流程，井井有条地停止。1958年初，石经山顶的九个藏经洞的藏经在完成发掘、传拓、整理任务后，又按编号归进了原洞、原位，仍以石门固封保管，并对破损的石门、石棱停止了修复。尔后人们只能在洞外寓目一下洞穴外景，不克不及近间隔寓目石经细部了。

1957年捶拓房山石经时情景

1957年捶拓房山石经时情景

1957年捶拓房山石经时情景

这次启洞捶拓、编号整理，是继辽代清宁四年（1153年）幽州刺史韩绍芳开启石洞、“验名对数”后由官方包办的一次大范围的拓印工程，是中国爱护这组珍贵石刻文物的一次空前豪举。吴梦麟曾听事先主持捶拓的担任人黄炳章先生説过，拓印匠人由从南京请来的拓工和北京当地的拓工构成，他们不惧险阻坚苦，在极度艰辛的条件下，用了3年工夫，消耗了近两百斤墨和两千刀宣纸，才保存下这份沉甸甸的文化宝藏。事先共拓印了七份拓片二十余万张，别离保藏于中国释教协会（二份）、北京藏书楼（今国度藏书楼）、吉林大学、上海藏书楼、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文化局部属的文物任务队（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各一份。据理解，如今这七份房山石经拓片中只有中国释教协会图书文物馆、国度藏书楼的藏品已经整理编目，并出书了多种图录和专著，其他单元仅仅作为藏品，尚未被社会操纵。当年沉寂的石经山中传出不停于耳的捶拓声是何等的震撼，昔日我们拆阅这些拓印精彩的石经拓片时，仍不禁寂然起敬。这一豪举也应载入史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阎文儒、黄炳章先生考查石经山藏经洞

以上简述了房山石经的大抵情况。石经山洞穴的结构也独具特色。首先洞穴散布在石经山的阳面，藏经洞分高低两层，基层为一洞、二洞，上层从右往左依次为三至九洞，顺山势摆列，这种有打算地大范围开洞藏经的石窟群在全国事仅存的。山的五个台上分建五座明净的密檐式或单层石塔，将景不雅安插得丰厚多样。当年，法国普意雅，日本关野贞、塚本善隆、小川茂树，以及邓之诚、梁思成等先生都曾拍摄过金仙公主塔及周边的美景。

金仙公主塔及塔前唐开元九年碑清末旧影

石经山尽头 唐金仙公主塔题刻拓片

云居寺瘗藏辽金石经的南塔地穴也很特殊，泛起了掘地穴、上建塔的形式，这种藏经方法，与唐宋塔中藏手本和刻本佛经有关。1976年7月唐山大地动后，谷牧副总理考查十渡途经云居寺，吴梦麟抓住良机，向他引见了石经堆放在简略单纯经版库（1959年用39万元修建的）中的状况，谷牧副总理很快就作出指示，石经版要放在铁架上，不要当场摆放，还指示拨付了事先需要国度管制的铁资料指标和十五万元补葺经费，塔下出土的石经版随后得以妥善保管在改建的经版库中。事先地穴还保管残缺，各人想自创戎马俑的展示方法，未来复制少量经版，在地穴四周加上看廊，让人们明白这种特殊形制的瘗藏石经方法。1999年9月9日，有关部分决议填埋辽金石经地穴，将石经版堆放在新建地宫中，还要充入氮气，致使这处特殊人文遗存落空了真实性、原真性，无法还原瘗经的汗青原貌了，日后的“申遗”也因此受到影响。云居寺地穴藏经的方法在全国能够仅有此一处，这种瘗经形制与其他驰名的石窟寺有别，反应了我国石窟寺的多样性。季羡林先生对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赐与高度评价，便是基于这两组文物代价特殊的缘故。

我们便是在上述配景下，基于进一步发掘房山石经的文化代价的思索，酝酿多年并得到学界先辈的反对，才测验考试着对房山石经题记停止从头整理与研究的。

三 从题记《彙编》到“再研究”的思考与实践

房山石经除镌刻大藏经外，另有镌刻在经石上的数千条题记。房山石经题记是指附刻在经石上的説明性文字，如刻经的目的、数量、工夫、内容、施主、刻者、书人、提点等，具有重要的文献、文物和艺术代价。明代周忱《游小西天记》和清代朱彝尊《日下旧闻》、叶昌炽《语石》等书中都曾谈到房山石经。1935年，日本学者塚本善隆在考查的根底上写知名著《房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东方学报·都门副刊》），对房山石经和云居寺停止了研究，书中大量编录了石经山云居寺碑铭题记。可是对房山石经和题记停止全面零碎的整理研究，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事。

北京藏书楼《石经寺碑彖》油印本书影

《石经寺碑彖》题记及徐自强先生校勘手迹

房山石经题记的彙集整理，最初是由北京藏书楼善本部金石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开始的，由曾毅公先生主持，徐自强、王巽文、王敏等多位藏书楼同仁以及中国释教协会童玮、黄炳章等先生参与。底稿装订爲五册，名为《石经寺碑刻録》，油印一百余部，面向学术界征求定见。1983年，北京藏书楼善本部金石组与中国释教图书文物馆石经整理研究组协作，将《石经寺碑刻録》油印本与石经题记原文停止复校，改正错缪，增补缺漏，名为《房山石经题记彙编》（以下简称《彙编》），于1987年由书目文献出书社出书，使深藏藏书楼库房中的石经拓片的文献代价首次颁布于世。《彙编》出书至今33年来，社会一直赐与好评。全书共收入碑刻和题记6800余条，分为 “碑刻和题记（唐至民国）”110多条和 “诸经题记”6600余条，题记最早的为唐贞不雅二年（628年），最晚的为民国时期，前后连续1300余年。题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职官、社会糊口等很多方面，经济史料有反应唐天宝以后幽州范阳郡的各行各业的题记，如米行、粳米行、屠行、肉行，以及石经邑社中的五熟行、果子行、炭行、幞头行等，反应了唐幽州城的经济位置和行市的开展程度。很多资料都是文献中找不到的新资料，边境重镇幽州的都会形象有了靠得住的资料证明，如能进一步研究，也可像唐长安城一样复原坊市的活泼局面。

1987年书目文献出书社出书的《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影

徐自强先生《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凡例手迹之一

徐自强先生《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媒介手迹之一

徐自强先生《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媒介手迹之二

徐自强和吴梦麟是北京大学汗青系考古专业的结业生，承受过唐宋古修建和石窟寺的讲课。1958年，吴梦麟在石窟寺专家北京大学阎文孔教授的领导下考查了云居寺及石经（事先是爲了完成《北京文物志》的任务而去的），1961年结业分派到北京市文物任务队考古组后，有了更多时机到云居寺考查。徐自强研究生结业后分派至北京藏书楼善本部金石组，帮助曾毅公先生整理房山石经，可以打仗石经拓片，并操纵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停止深入研究。时至昔日，发掘、捶拓房山石经已经由了一甲子，文物任务者和喜好者又蒐集和发明了不少重要且新的文字资料，我们在整理和郊野考查时也有新的发明。好比，20世纪30年代，日人将云居寺石经中重要的题记掠到了旅顺，即唐贞不雅八年题记后半截（前半截在第八洞），厥后音信皆无，学者们对此铭心镂骨。20世纪80年代，吴梦麟在与辽宁省文物干部许明纲先生的扳谈中，理解到旅顺博物馆有不少旧藏，经由过程分割该馆刘广堂馆长，吴梦麟和云居寺文管所田福月、释教协会图书文物馆黄炳章等人来到旅顺，看到了这批馆藏，此中贞不雅八年刻石跃入眼帘，疏散了数十年的刻石从终于成为合璧。还检查了其他石经山刻经残石，并捶拓了拓片。20世纪80年代，石经山上又有多件石刻接踵出土或发明，如1981年11月，隋大业十二年佛舍利石函的再次掘出，函内舍利子和函上铭记是极其珍贵的释教文物。赵朴初先生对此高度存眷，他说： “未来可在雷音洞中立一经幢，把这次出土情况撰文刻出。”1989年3月在雷音洞前栏板下发明了唐武德八年（625年）刻经题记，是记述静琬刻经的重要石刻。1991年云居寺职工赵进国在石经山山沟里发明了佚失的《重修华严堂经本记》残石，这是元代在石经山上留下的独一碑刻，弥足珍贵。在整理本书时也有新发明，如雷音洞破子棱石窗下的唐人题刻，金仙公主塔内的“开元”墨书及题记，原立于云居寺南塔平台上的经幢（俗称“罗汉幢”）以前定为辽刻，现依据石经题记定为唐幢等，均为比年来的新收获。因此，对第一版《彙编》增补新资料，进步房山石经题记研究的程度，越来越有须要。

五洞外唐贞不雅二年静琬刻经题记

房山石经拓本

房山石经拓本

同时，第一版《彙编》在编制上也有些欠缺。事先按佛经列目，研究者大多不研究佛经，用起来极不不便。如能按考古的办法，对发明的考古信息也有所保存或复原，使石经山藏经洞如云冈、龙门、敦煌等一样以石窟爲单元，出现洞穴内经版摆放的先后次第，展现洞穴构造等信息，那将是一部活泼的考古呈报了。如今石经山上九座洞穴仍残缺保管，与上述驰名的石窟相较，其洞穴的形制与庋藏的石经密不成分，是我国洞穴的另一种特例。惋惜的是，20世纪50年代发掘时的数据和记载在“文化大革命”中已丢失，只能按当事人的一些影象去猜度经版最初的瘗藏状态。别的，事先主持任务的是释教任务者，他们偏重佛经版本，而题记往往镌刻在经版上的下端、侧面等不醒目的位置，有的混写在经文中，因此缮写者将题记抄错、位置倒置、文字不全、漏抄等景象屡有产生（这次我们比较拓片做了查对）。这次从头整理时，我们斗胆点窜原编辑编制，也是想经由过程题记的整理和研究，让这组特殊文物归入考古系列，将不成移动的洞穴与石刻严密联合，反应千年庋藏的洞穴特点。同时，为了在整理时尽能够还原其保管佛典的雄伟意愿，出格是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糊口、宗教信仰、习俗等诸多方面的题记资料梳理分明，我们对第一版《彙编》的内容和编制停止了较大的改动、增补，使“再整理”后的《彙编》成为一部前后相跟尾的专著，更利于读者使用。

亟待处理的一些问题：

比年来，我们在整理题记的进程中，也疏理出一些问题，复杂罗列如下，有待于专家和读者探讨、指教。

（一）对于辽金时期的马鞍山刻经。编号为“塔下·四”的《佛説菩萨本行经》题记大抵刻于辽末乾统或金天眷之间，此中提到的《风雅便报恩经》 “马鞍山洞里已有镌了”；又金天眷三年（1140年）比丘玄英、俗门生史君庆《镌葬藏经总经题字号目録碑》中说： “……镌标在马鞍山洞里，□ □六年再造此《报恩经》。”其语气仿佛是马鞍山洞里的刻经，与塔下埋瘗的刻经，都是同一批人所刻。比丘玄英、俗门生史君庆是分明马鞍山洞里埋、刻了哪些经的。虽不克不及必定云居寺塔下的藏经中有哪一局部是从马鞍山洞里运来重瘗，但马鞍山洞里的刻经与比丘玄英、俗门生史君庆大范围刻经勾当之间是否有着紧密亲密分割，另有待摸索。据王鼎撰《马鞍山行均碑》（在戒台寺），可推知马鞍山藏经洞的大抵位置在此左近。比来在戒台寺发明了辽代残经版，然而与云居寺和石经山的经版形制、标号较着纷歧致。其镌刻的内容《金光亮经》，在石经山上唐代数次镌刻过，塔下辽金时已不再镌刻。在石经山、云居寺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大范围的瘗藏石经？今朝还不克不及得出结论。

（二）对于《契丹藏》作为蓝本问题。据辽僧志延撰《阳台山清水院碑》（咸雍年间立，在北京大觉寺），《契丹藏》的部帙、数量等似已确定成书。这次整理，依据译经完成的先后工夫，以及辽天庆八年（1118年）志才撰《玄居寺秘藏石经塔记》中提到的道宗所办 “石经大碑一百八十片”、通理巨匠所办 “石经小碑四千八百片”的说法来看，这局部塔下刻经计4980石、拓片9960张，其蓝本可确定为据《契丹藏》所刻。而实际发掘出的塔下藏经10082块中的剩下局部，即5102石、拓片10204张，皆为比丘玄英、史君庆、张企徵、汉王（赵王）等金代人所续刻，这局部经的内容，绝大局部是北宋新译密教经，其卷首多保存 “大宋新译经”的 “圣教序”。因此，塔下刻经并非都是依据《契丹藏》所刻，因为这局部宋初新译经译成时《契丹藏》早已成书，此时辽代已经沦亡。

玄英、史君庆等人刻北宋初译经，反应了宋、辽之间文化传达（释教文化）是紧密亲密而频繁的。

（三）对于辽代续镌石经山顶“四大部经”。这次发明，辽代是在韩绍芳（承平年间）取出经版“验各对数”之后，才开始了此项勾当，而且很快完成（清宁年间）。辽人续镌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后七十余卷，而且对后面一些卷帙中的残破局部停止了补刻。尔后，辽人又零丁刻了“四大部”中的《大宝积经》（自承平七年至清宁三年）120卷、经版360条，以及《风雅等大集经》等其他山顶大经版（数量未具体统计，约500石阁下），这些大经版虽是辽代续刻的大部帙佛典，却根本上是当场取材，磨去唐代一些不重要的好事经（主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作佛形像经》《怙恃恩重经》之类，从辽代续刻经版的碑首、碑侧题记、经文残余可辨唐刻笔迹）。辽代磨去唐代经版重刻佛典败坏失的唐经版数量是巨大的。以《大宝积经》为例，360多石根本上皆为磨唐重刻，故经版巨细形制纷歧，字的书写规格也纷歧致。别的，辽人磨去唐碑的打磨任务也比拟粗拙，中晚唐抹角碑、圭首碑、圆首碑上真个旧有额题、花草、图案等往往都有残留陈迹可辨。有的碑侧唐人刻经和题记也疏忽未加工，斧凿陈迹较着，不似唐碑精工细作。

既然辽代在山顶上的刻经勾当是有组织停止的（提点书镌校勘机构残缺），那么山顶这局部辽代续刻经是在什么所在停止的？在山顶上书写、镌刻，当场回藏洞中？照旧从洞中取出待打磨的经版、运到山下基地，书刻完后再运回山上回藏洞中？还不分明。

（四）这次勘对《巡礼落款碑》和唐人经碑后的邑社人名，虽极为枯燥，也逐渐发明了法则。这局部大量泛起的落款，主要是中晚唐刻经所附，反应了事先的民间习俗、信仰，以及家庭、邑社构造等。这与《大般若经》初镌时（天宝年间）大量泛起的邑社造经、行会落款既有连续、又有特点。出格是题记中一些“安史之乱”部将及其遗族的题记，“昭武九姓”、契丹、奚以及玄门、祆教等的题记，都是为前人没有存眷的新内容。还发明了一些重见的人物，如云居寺主律盛德真性所造经（律盛德碑今仍在云居寺内），《四大部经成绩碑记》碑侧的“书表赵日恭”，见二洞二六《大明度无极经》卷后长篇题衔，曰“前书表赵日恭”又如四洞一四一《石经山重金佛像落款碑》中的“当寺讲经镌字沙门可昭”落款，此人曾于清宁九年（1063年）刻《风雅等大集经》等多部经典，有落款，皆王诠书丹。此时“四大部经”已续镌完成（清宁四年赵遵仁碑，王诠书），但辽人在石经山顶的“续镌”勾当并未遏制，能够一直刻到山顶所有的洞都塞满了为止，才转而山下寺内的刻经勾当。

（五）对于石经山唐代藏经洞。今朝，唐代各洞的洞名，八洞为“华严堂”（见贞不雅二年（628年）静琬题刻），四洞爲“涅槃堂”（见贞不雅五年静琬题刻），五洞（雷音洞）应名“法华堂”，来由如下：

首先，五洞内最先刻造和最主要位置的经版，爲《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

其次，据四洞内发明的精彩造像碑唐咸亨二年（671年）七月张惠造《佛説造立形象福报经》所附长篇《发愿文》（图版亦见1928年文物版《房山云居寺石经》第21页），曰： “故于法华堂内树经碑，额上造像弥勒像一铺。”此碑拓片高一四九、宽六二厘米（带碑首高度），适合立于今五洞（雷音洞）中。但此刻五洞个别都叫“华严堂”。别的，二洞中发掘的有的巡礼碑中也明白称一洞为“南堂”的。

九洞内多为中晚唐刻经，可是无《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一洞、二洞、三洞、四洞、六洞、七洞、八洞皆有），这也是一个没弄分明的问题，也许与此洞的开凿工夫有关。那么，就方位而言，明天的一洞，在唐代是否被称为“北堂”呢？

本次整理进程中，我们深深领会到，对于房山石经的研究思路也该当拓宽，不只仅范围在佛经文籍版本上的代价，应从洞穴的结构、构造、工程等方面做一些细致考查，如从洞前存在窟檐举措措施，古代步道的开凿，石塔矗立的做法，龛内浮雕的雕琢技法等入手，将这一国之珍宝的内在代价展现无遗。

（本文原标题为《石不坠于东峰 经不毁于劫火 房山石经——千年不衰的镌刻盛典》 原载于2020年第5期《书法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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